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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制度应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相适应 

——访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党委书记彭宗超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中国经济新闻网   2019年11月12日 浏览量:



解读十九届四中全会公报(4) 本报记者 张一鸣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站在新的起点上,如何在改革中加快创新,进一步完善国家治理,十九届四中全会将主题确定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党委书记彭宗超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独家专访时认为,考虑到当前和未来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变化及趋势,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门就国家治理现代化作出总体的战略部署是恰逢其时和非常必要的,国家公共政策的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中重要的内容之一,应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及社会的关系,并提升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的透明度。

中国经济时报:中国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您如何看待十九届四中全会透露出来的信息?

彭宗超:这次会议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历程中的重要里程碑,在系统梳理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13项显著优势基础上,明确提出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三步走战略:2021年建党100周年时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和定型,2035年基本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2050年全面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专门聚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制度建设的全方位和系统性推进,进行“十三项坚持和完善”的战略部署,这对我们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繁荣富强意义重大。

中国经济时报:为什么要在此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彭宗超:十九大报告中早就已经明确提出,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本世纪中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两步走战略,其中也要求两个阶段中从基本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到全面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目前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进入到高质量增长阶段,国际国内形势的复杂性加大,自然特别需要高度重视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各项改革措施不断向纵深推进的过程中,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将对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进程和中国经济社会未来可持续发展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因此,四中全会专门就国家治理现代化作出总体的战略部署是恰逢其时和非常必要的。

国家治理现代化中重要的内容之一是国家公共政策的现代化。四中全会决定要求“健全决策机制,加强重大决策的调查研究、科学论证、风险评估,强化决策执行、评估、监督”。

长期以来,我们的公共政策在制定和执行及向下传导过程中尽管有很多优势,但确实也存在一些问题,要么层层减码,要么层层加码。一般而言,因为政策设计过程不透明,缺乏地方和相关利益主体的参与,有关决策涉及利益冲突时,在执行过程中就会出现层层减码;还有一些政策与特定事件的爆发有关,在特定突发事件广受关注的巨大压力影响下则容易出现层层加码。从长期看,我们不能总是出现非正常的层层减码或层层加码问题,要靠各级政府不断改进公共政策体制、机制等制度问题,逐步提升治理水平,推动相关主体良性互动,这就特别需要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国经济时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着手于哪些工作?

彭宗超: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很多工作要做,四中全会关于“十三项坚持和完善”涉及很多方面,与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3项显著优势一脉相承。我这里主要从公共政策角度谈谈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及社会的关系、如何提升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的透明度等。

一是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及社会的关系。四中全会决定要求“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应区分不同领域和行业,采取不同的介入方式,对于涉及到社会公众利益的基本社会保障,比如医疗保障,政府要在民众的基本医疗和大病医疗上加大投入。而对于市场化竞争充分的领域,政府要减少直接干预,主要从事监管规则的制定和执行。

四中全会决定还明确指出:“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社会治理有效的领域政府通常可以少介入,但社会治理难度大的领域政府则必须主导且要积极推动社会各方切实解决问题。

二是制定政策过程要考虑透明度的问题。四中全会决定要求“坚持权责透明,推动用权公开,完善党务、政务、司法和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建立权力运行可查询、可追溯的反馈机制”。中国加入WTO后各项政策的透明度有所提高,但不同领域仍有所差别。要考虑到政策在向下传导过程中,若上级制度设计过程不透明,缺乏地方和相关利益主体的参与,就不能充分顾及到地方和相关权益方的利益,容易出现执行当中的中梗阻现象。因此,中国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应不断提升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的透明度和利益主体参与度。

中国经济时报:您如何看待当前的各项改革进展,如何在改革过程中确定政策的优先序?

彭宗超:评价改革的目标主要有:公平、效率、自由、安全等。从单一的目标看,大的改革中有效率,在小的改革中可能无效,但可能奠定大改革中有效率的基础。在识别改革的优先序时,要有问题导向,而不是结果导向,在问题上看是公平还是效率的问题更突出,根据问题决定目标排序。此外,把某一个目标设定为第一目标选项时,不能完全偏向该目标,还要兼顾其他目标,否则会导致各种政策偏颇问题。

中国以往的改革既有自上而下的,也有自下而上的,现阶段要推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也要鼓励地方创新自身的政策。如果之前的政策是自上而下,现在要更加强调自下而上的改革,要给基层和地方改革创新的空间,在考核指标上,既要明确有没有严格执行上级改革要求,也要明确是否真正结合本地实际,有创新性地执行和尝试。

中国经济时报:公共政策影响广而远,您认为,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应当如何推进政策协同?

彭宗超:在专业性的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要有系统分析,在考虑政策上,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要有系统考量,要强调目标协同、过程协同和手段协同。一些政策涉及到各部门的协同,考核的目标要强调分工和协同,这种协同分为自发性、组织化、制度性协同。要打破部门之间的九龙治水问题,首先要建立部门间的正常的协同机制,比如抄报、信息分享机制。而公开、透明的政策共享机制和部门联动机制将非常有利于促成各个部门之间的政策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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