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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战“疫”经验的经济学分析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中国经济新闻网   2021年04月08日 浏览量:



智库观点

王国平

一场突如其来的灾害不仅使产业能力及其提供的价值骤然下降,而且导致生命财产的巨大伤亡。2020年,世界范围内的新冠肺炎病毒对全球产业链的破坏以及付出的生命代价均为历史罕见。

由于应对科学有效,中国经济增长依然保持2.3%的增长速度,在G20中,属于唯一正增长的国家。面对灾害冲击,一国经济发展应如何应对?中国的主要经验是:遏制蔓延、稳定产业、优化结构和创新支撑。

遏制蔓延将灾害发生的后果降至最低

一般而言,必须根据灾害的类型而选择相适应的遏制方式。以自然的方法应对自然灾害,只要科学合理、稳妥处之,见效迅速显著。然而,一旦涉及人的行为配合,难度会异常增高。其中,制度和文化等因素影响作用明显加大。这次人类对新冠肺炎病毒控制扩散和蔓延的案例就非常典型。

若运用“好中差”去分类,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评判,中国为代表的一些疫情危害较低的国家为第一类;美国为代表的一些疫情严重的国家属于第二类;其余国家介于两者之间可划为第三类。其主要差别在于:第一类国家在经历病毒短期(1至2月)的集中暴发后迅速进入零星状态,经济得以及时恢复,生命健康和社会秩序良好。第二类国家持续蔓延,呈波浪式状态,经济社会秩序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的生命健康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并付出沉重代价。

效果的差异其实源于管理、制度和文化。从中国抗疫的成功经验看,此乃四大因素综合促成。一是顶层精心设计与部署。中央政府发挥统筹和指挥、协调作用,能做到目标清晰到位、组织管理到位、资源配置到位和责任追究到位。二是依托制度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此次抗疫,这一制度优势得到了充分体现。三是广大医务工作者舍生忘死,冲向抗疫第一线,为迅速控制疫情树立了榜样。四是百姓理解、支持和高度配合,产生了举国自觉抗疫的效果。这也是一种社会治理机制和文化。抗疫过程同样是现代社会治理的过程。愈来愈多的有识人士发现,随着现代化的深度发展,区别于战争等非传统安全威胁程度不断加大,突如其来的疫情是其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培育全社会自觉协同的抗衡力量,尤其是人类团结奋斗的精神和行为,这是现代社会治理的新特征、新要求。对此,中国百姓自觉抗疫的行为及其成效事实上已成为全球典范。

稳定产业是灾后应急与重振的基础

从一定意义上看,灾情发生后,稳增长是第一要务。稳定产业、稳定经济增长不仅给人以信心和希望,同时也在创造条件,为恢复家园奠定物质基础。在疫情中,稳定产业均为各国政府的孜孜追求。遗憾的是,由于受灾面过大、强度过高,除中国之外的大国均为负增长。中国的举措可作为稳定产业的案例,进行重点研究。

2020年4月,中央政府及时提出一篮子稳产业、稳增长的政策,即在2018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六稳”的基础上明确“六保”举措。这样,“六稳”“六保”就成了抗疫全过程中产业稳定的应对之策。虽然提出“六稳”与“六保”有时间差,但在疫情到来后,双管齐下,产生了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之效。就两者内在联系看,“六稳”是全局性目标,“六保”则成为实现目标的条件。具体而言,通过保居民就业实现稳就业,通过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实现稳投资,通过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实现稳外资。

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在“六稳”“六保”中,保市场主体起到了基础性、枢纽性作用。无论是就业、民生,还是金融、外资、外贸,只有企业稳住了,一切皆可操作到位。因此,千方百计为企业拓展需求空间、减税降费成了市场主体最受欢迎的政策,也是产业趋稳的妙招。

在抗击疫情中优化经济结构

任何一种类型的灾情,都会对供应链、产业链产生破坏作用,尤其是类似于新冠肺炎疫情所造成的对全球供应链、产业链的冲击。然而,相对于恢复经济、灾后重振而言,这也是一次调整和优化结构,抢占产业制高点的机遇。世界范围内的产业布局始终是动态的,根源是背后的资本在不断寻找获利时机。灾情严重的地区往往也是资本受损失严重的区域,以动态的方式寻找获利的新契机乃资本的属性使然。站在全球的角度看,抗疫成功的区域将是获得调整性资本率先到来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也由此而发生。

受疫情冲击,全球2020年对外投资下降40%以上,但中国外商直接投资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外资流入国。根据《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吸引外资1630亿美元,相比2019年增长4%,全球占比大幅提高至19%;美国吸引1340亿美元,骤降49%。对此,CNN刊文称,看到中国经济蓬勃发展和对疫情有效应对,外企纷纷扩大在华业务。《华尔街日报》则指出,外资将中国视为一个关键的产品增长市场。这也展现了中国经济在稳增长中加强结构调整优化。

事实上,灾后重振产业的更高层次战略,就是将优化结构纳入视野并作为新挑战进行谋划。在此过程中,一方面要强化稳增长与高质量发展相统一,形成整体性促进结构优化、产业升级的导向性调控体系与机制。另一方面,通过优化营商环境引入新市场主体和新资源、新动能。对此,2020年中国抗疫和恢复经济的成功经验已充分体现。

首先,在稳增长和追求高质量发展中,做到了“三管齐下”:一是加大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效益优先的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避免顾此失彼,陷入粗放型增长的恶性循环。二是扩大有效投资。国家明确赋予基础设施新内涵,把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作为新基建的重要内容。三是进一步提升内需消费拉动力,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

其次,千才百计优化营商环境。如疫情期间开展的“放管服”深化改革,上海推出“一网通办”“一网统管”的举措。回顾战疫成绩单,上海牢牢牵住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和城市运行“一网统管”这两个“牛鼻子”,聚焦“高效办成一件事”和“高效处置一件事”,在疫情“大考”中,进一步提升超大城市治理能力和水平。此外,压缩企业开办时间,减并工商、税务、社保流程以及推进“证照分离”“多证合一”等方式均有利于提高政府服务效率。这些都成为2020年中国经济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营商环境的见证。

创新支撑才是根本出路

在灾害冲击的产业恢复过程中,依然存在着产业升级空间。这里的空间一方面来自于产业结构调整和重组,另一方面源于可持续的国家、社会和企业的创新活力。

2020年10月26日至10月29日,世界和中国依然处于抗疫期间,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召开,将创新战略列为“十四五”的12项重点任务之首。这其中的深意是,将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围绕“四个面向”,提出四方面创新路径与策略,即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实际上,这是“四位一体”的战略部署,涉及引领带动(国家战略力量)、主体作用(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根本支撑(人才创新活力)和体制机制基础。若从适应创新规律看,正着力迈向“四个一流”,即一流的科研机构和基础设施、一流的科技创新企业、一流的创新与成果转化服务体系和一流的政策法治环境和人才集聚。

(作者系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会长、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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